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为开发、建设和保卫宝岛台湾，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了几十年。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主政台湾的蒋经国先生，反对台湾“独立”，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主张海峡两岸最终必须实现统一，为缓和海峡两岸关系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台湾和平回归祖国面临一次难得的机遇。就在此时，蒋经国病逝…

蒋经国对台港问题的思考与抉择
汤家玉 薛昕（北京）

蒋经国调整“大陆政策”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又是在十分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形成的。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准备一举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公开介入台湾问题，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使得海峡两岸陷入分离状态，并且使台湾问题复杂化。20世纪70年代末期，出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良好形势。
1978年，邓小平成功地访问了美国。经过艰苦的谈判，美国接受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同意与台湾“断交、废约”，并从台湾撤军，于1979年1月1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为争取台湾和平回归祖国创造了重要的外部条件。祖国大陆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各个领域拨乱反正，各项事业走上了正轨。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一重要机遇，适时地调整了对台政策。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公报提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会议号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华侨，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继续做出积极贡献。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敌对军事状态进行谈判，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事业作出宝贵贡献”。在实现祖国统一时，我们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公告建议海峡两岸进行“三通”和各方面的交流，为最终实现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就在这天，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了《关于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炮击的声明》，宣布：“台湾是我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为了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等活动，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这时，台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任台湾第六任“总统”，宣誓要“光复大陆国土”，开始了台湾历史上的“蒋经国时代”。蒋经国延续了蒋介石的大陆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坚决反对“台独”，并对“台独”分子进行了镇压。同时，他也坚持反共政策，拒绝和我进行谈判。蒋经国这种矛盾、复杂的心态，使得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充满了矛盾和摇摆。
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的方针宣布后，在台湾岛内产生了很大反响，蒋经国很快作出了回应。1979年1月3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就我和平统一的方针发表意见，说：决不能相信，决不能上当。4月4日，蒋经国在国民党的一次会议上，确定了台湾当局与中共“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简称“三不”政策）的大陆政策。7月12日，台“行政院长”孙运璇阐述了台湾的大陆政策，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只有一个；但台湾不能与中共接触。任何接触都会被说成台湾接受地方政府的立场。”
形势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台湾社会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本土势力得到了很大发展。其中一些人产生了浓厚的本土意识和分离意识，打着“出头天”和“民主化”的旗号搞分裂活动。同时，“台独”势力在海外也有了很大发展，并不断向岛内渗透，而国民党和国民党政权也不断趋向本土化，这种形势是非常不利于统一的，台湾问题久拖不决是非常危险的。蒋经国对此非常清醒，可是，他又背着沉重的国共内战的历史包袱，不甘心所谓的“中华民国”退出历史舞台。蒋经国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态，在他的谈话及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中不时地流露出来。
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追求统一的立场是坚定的，对“台独”势力始终保持警惕，采取了严厉的压制和防范措施。1979年8月2日，蒋经国在回答南非记者提问时说：“统一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中国的统一，必须以自由民主为基础。”这是蒋经国首次就统一提出的条件。1980年7月15日，孙运璇公开发表讲话说：台湾“不是不与中共谈判，而是一旦谈判中共必然提出许多条件，而这些条件我们绝对不能接受。”同月23日，他又说，之所以不与中共谈判，是要坚持“我们的先决条件”。同年的10月10日，台湾《中国论坛》杂志与《联合报》举办“从中国的历史文化看台湾的现在与未来”座谈会，会议形成的共识是，两岸“最后应该是统一的”，并要求台湾知识界“平心静气地讨论一下在统一过程中台湾应有的立场和统一方法，努力构思提出方案”。
1981年3月，国民党召开“十二大”，蒋经国致开幕词，说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表明，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希望和平统一，在大陆政策上前进了一步。7月，国民党“大陆工作会”主任白万祥说，台湾当局对大陆称谓问题有新的政策，即：“官民分开，内外有别”，对中共领导人直接称呼姓名，对大陆称“中共政权”，公开场合不再使用污蔑性称呼。“总政战部”主任王升也表示，对大陆心战要扬弃以往的谩骂方式，改采“以教代讽，以劝代骂”的新方式。10月，蒋经国则直截了当地说：“台湾海峡虽然把台湾和大陆分开，但是历史上、生活上、精神上，我们都是在一起的。”
为了推动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调整对台政策。根据台湾的现状，1981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九条方针，建议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九条方针是对“一国两制”政策的具体化，主要内容有：中国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台湾现行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海峡两岸进行“三通”，开展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等。1983年6月，邓小平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六点构想，表示中国统一后台湾“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1984年2月，邓小平进一步阐明了“一国两制”构想：“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这年5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确认“一国两制”为基本国策。中国共产党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求实精神与和平统一的诚意，对蒋经国产生了一定的触动作用，他开始逐渐松动其僵硬的大陆政策。
1982年6月9日，孙运璇答记者问时说：只有大陆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与台湾的“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和平统一的条件就自然会渐趋成熟，到那个时候，统一的障碍自然就会减少了”。这意味着，台湾当局开始考虑两岸和平统一的条件、方式等问题，流露出探索和平统一的意向。台湾《自由之声》杂志还发表文章，专门探讨中国和平统一的具体问题。文章建议，和平统一可以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双方进行改革，消除统一障碍”；第二阶段，“通商、通航、通邮”，“人民相互交流，相互认识，寻求共识”；第三阶段，“双方可以进行商谈，由人民选举代表，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举行大选，制定宪法，完成中国的统一。”这篇文章，决不仅仅是普通学者的观点，也不是空穴来风，而反映了台湾当局试探和平统一的意图。1982年8月22日，台湾当局的官方报纸《中央日报》发表了题为《论统一》的署名文章，非常直白地说：“统一思想，我国自古有之。实际政治，也以统一为常，分裂为变”。中国目前“虽然处于分裂状态，但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没有一位不渴望统一！理念既早一致，所余问题，就是具体方法”。
台湾报刊公开探讨和平统一的文章也越来越多。1983年3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一次有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参加的学术讨论会上，国民党在美国的四大学者之一、《美国与台湾关系法》起草小组实际负责人丘宏达教授，发表了《台湾对统一的看法》的论文，提出和平统一的四项条件：第一，自卫权，包括统一前后购买防御性武器；第二，统一后，任何一方不得改变谈定的条件；第三，台湾完全自治；第四，适当的国际地位。文章说，中共如果能够同意这些条件，“在台湾的中国人自然会愿意考虑和平统一”。该文后来在台湾的《青年战士报》上公开发表。这是台湾当局首次向祖国大陆提出了和谈的条件。5月，台湾《亚洲世纪》发表文章说，中国已经到了应该统一的时候了，应该毫无顾忌地把和平统一的问题摊开来，让所有关心中国统一、中国前途的人公开讨论，以求得问题圆满解决。美国是一百个靠不住的国家，中国统一的问题须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无须外人插手。9月，香港由国民党主办的《香港时报》，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平统一之路》的署名文章，承认“和平统一是80年代乃至90年代中国人所面临的一项伟大而艰难的政治工程”，“需要所有的中国人共同贡献心力与智慧努力以赴”，应当“由全球包括海内外的中国人选举具有代表性的人士共同协商，然后研讨中国和平统一的途径与方案”。
两岸关系开始解冻
台湾当局在制造舆论的同时，对大陆政策也进行了缓慢的调整。国民党当局首先在两岸民间交流上放宽了限制，默许台湾人士以民间身份与祖国大陆接触，两岸民间交流姗姗起步。1980年，仅台湾锦绣出版社就出版了包括《千里丝路》、《长城万里》、《大哉黄河》、《天府西南》、《大江南北》、《烟雨江南》、《台海珠江》、《白山黑水》的大型丛书，约100多万字。1982年4月，两岸学者共同参加了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辛亥革命史讨论会。祖国大陆由史学家胡绳为首的6名学者与台湾由国民党党史馆馆长秦孝仪为首的6名学者，友好地进行了学术讨论，开两岸学者直接交流之先河。1983年10月，台湾当局发言人宋楚瑜在接受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访问时说，两岸运动员、学术界人士等“双方民众”在国际上接触“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这表明台湾当局认可了两岸的民间交流，这在“三不政策”上打开了一个缺口。1984年1月，孙运璇正式宣布，台湾人员在“国际学术、科技、体育、文化等方面的会议和活动中”，可以与祖国大陆人员接触。2月，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在对中共“坚守不谈判、不妥协、不接触立场”的前提下，在国际民间活动中将采取“不逃避、不退让、不畏缩”的原则，并以“迂回、间接、无形等方式推动工作”。7月，台湾“经济部长”李达海说，台湾当局对于两岸转口贸易采取三原则：不与中共通商、不与中共驻港单位人员接触、不干预转口贸易。这是台湾当局首次公开表示对两岸转口贸易采取默许的态度。
　　 1986年3月24日，国民党要人、“总统府国策顾问”陶百川在《自立晚报》上发表文章说，“三不政策”“既不能有利于和平统一，也不能反制中共的统战”。29日，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蒋经国作了《中国之统一与世界和平》的谈话，强调“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将统一”，并代表国民党第一次就统一问题作了全面阐述，提出了对中国统一在政治、经济、社会、文教和对外关系方面的五项主张。6月10日，台湾“行政院”发布训令，首次正式允许驻外人员在“不退让、不回避”的原则下，参加有祖国大陆人员参加的侨团集会。这意味着台湾驻外人员同祖国大陆人员接触的层次由民间文化体育团体提升到官方驻外人员。
　　 由于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松动，两岸经贸交流、民间文化交流和人员接触，经由第三地逐步发展起来，官方人员也开始进行接触。1984年7月，海峡两岸同时组队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奥运会，开启了两岸体育交流的序幕。这一模式被称为“奥运模式”。10月11日，美国亚洲学会举行“台湾与中国的未来”讨论会，两岸官方人士一同参加了会议。两岸经香港转口的贸易额1978年约为5千万美元，1986年上升到10亿美元左右。祖国大陆许多物品经港澳或第三国出口到台湾。“三通”也渐渐开展起来。两岸互相转载对方的文学作品已经屡见不鲜，文化、科技、学术等方面的交流十分活跃。仅1983年，两岸在第三地进行的学术交流就有十多次。
两岸谈判也开始起步。1986年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货机经香港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上共有3名机组人员，机长王锡爵要求在大陆定居，与亲人团聚。王锡爵，1931年生，四川人，1949年随同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对于他的要求，祖国大陆有关方面表示支持。事发当天，中国民用航空公司致电台湾中华航空公司，通报此事，邀请中华航空公司尽早派人到北京商谈有关飞机、货物和另外两名机组人员的处理问题。蒋经国得到消息后，命令由“总统府秘书长”等人组成专案小组，负责此事，并制定出“不隐瞒、不渲染”的宣传要点，不由“政府”出面，通过第三者解决此事。中国民用航空公司不同意台湾方面的意见，认为，华航货机事件纯属中国内部事务，用不着经第三者处理。最后，蒋经国决定，由两岸直接谈判。中国民用航空公司和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代表在香港经过四轮谈判，最终达成了协议，这一事件得到了圆满解决。两航香港谈判打破了台湾当局的“三不政策”，开始了两岸第一次半官方性质的直接接触。这种模式被学术界称为“两航模式”。
两岸各方面的交流和人员往来及谈判的开始，为两岸关系的解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蒋经国决定开放两岸民众之间的直接接触，有利于两岸关系的缓和与发展。他在晚年曾经说过，他不想做“中华民国”的罪人，也不想做中华民族的罪人，他要对历史作出交待。他是如何交待呢？这就是采取实际步骤结束两岸隔绝状态，促使两岸关系解冻。而要最终实现统一，两岸高层必须展开谈判。蒋经国作出了艰难的抉择。
蒋经国终于迈出了脚步
我们先看贾亦斌先生的一段回忆。解放前，贾亦斌曾经是蒋经国的部下，两人关系比较亲密。1949年，贾亦斌率部起义。1979年，他从上海调到北京，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中央促进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统一工作组常务副组长。1980年，他随以王首道为团长的全国政协代表团出访美国。在美国，他见到了以前的部下故旧，彼此间进行了愉快的畅谈。他们都认为应该采取向前看的态度，为国家民族的统一和繁荣尽责。这以后，蒋经国托人秘密来到大陆，找到了贾亦斌先生，表示希望与中共领导人进行沟通。贾亦斌回忆他与蒋经国的秘密使者会面时的情况说：“我说，我这人没有别的本事，就是老实、不讲假话，因而有一些朋友，应该可以沟通。我也反问来人：‘经国先生有没有诚意？’来人回答：‘经国先生有诚意。’我再问：‘诚意表现在什么地方？’来人说：‘一是美国人在压经国，想把他换掉。美国人觉得他不太听话，美国‘抑蒋换马’的念头长年不散，蒋经国与美国的矛盾始终不得缓解。近几年，美国一直暗助台湾党外势力围攻国民党，逼蒋经国放权。二是台湾内部也有许多不稳定因素，如老兵要求返回大陆探亲的呼声越来越高，台北、台中闹得很凶，老兵们上街游行……这些都需要同大陆接触，所以蒋先生确是认真的。……我将这些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中央领导同志还请来人带去一封给蒋经国的信，信中表示希望‘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目前公开的材料，我们得知，1981年，蒋经国默许其亲信沈诚赴大陆，与有关人士进行了接触，对中国共产党和谈的诚意有了一定的了解。此后，沈诚就成为沟通两岸的秘密使者。1987年3月，中共中央以全国政协名义，邀请沈诚到北京商谈。出发前，沈诚到台北，秘密会见蒋经国，接受蒋经国的指示。3月14日，国家主席杨尚昆接见了沈诚，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两岸和谈的基本原则：“第一，双方谈判主体：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因为今天以两个政府来谈，诸多不便，可能产生不对等的现象，你们可能有困难。而党对党谈起来就灵活多了。所以我们还特别说明，党对党中还加以强调：（一）中央层次；（二）对等地位。这两点，以示对你党的尊重。”“第二，谈判主题：先谈合作，后谈统一。”当天晚上，沈诚通过香港，把他与杨尚昆谈话的主要内容向蒋经国作了汇报。两天后，蒋经国就作出了答复：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模式”，“但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3月25日，中共中央研究决定，以杨尚昆名义致函蒋经国，并通过沈诚秘密转交，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进行和平谈判。
1987年4月4日，蒋经国约见了沈诚，说：“我对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好像操之过急。”“真正要谈判，也要在我们自己党内求得共识，因为党内一部分人还持反对态度，他们的理由是党对党谈台湾人民会不赞成。”“在党对党谈判原则下，一定要保密，在双方没有取得一定的协议前，尽量不要赴会。”“以视形势发展，为了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运作。”同年9月，沈诚再次去台北探望病中的蒋经国。蒋经国说：“我正在研究他们（中共中央）来的那封信的处理问题。信已给老夫人（宋美龄）看过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做决策。”“他们的诚意，我有同感，不过像这样大事，多少要设想得周延一些才行。”蒋经国说，要考虑下一步去与共产党谈判的人选问题。12月7日，蒋经国再次约见沈诚，说：“下一波正式去北京的人选，大概在下个月初的党中常会中做决定。”蒋经国和他的几个亲信商量了国共和谈的问题，并在国民党高层进行了沟通，准备在翌年国民党的“十三全”大会上，正式提出和决定两岸谈判的问题。
蒋经国在与大陆沟通，准备与大陆进行谈判的同时，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改善两岸关系。在开放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之前，蒋经国指令他的英文秘书马英九完成《民众赴大陆探亲问题之研习》。为了保密，马英九将这一提案取了一个代号——“颖考专案”。（用的是《左传》中的典故：共叔段在其母支持下，阴谋夺取郑庄公的政权。郑庄公打败了共叔段，放逐了他的母亲。大夫颖考巧妙安排，使郑庄公与他的母亲团聚）。1987年6月，马英九完成了“颖考专案”。蒋经国经过慎重考虑，于1987年7月15日宣布废除在台湾本岛和澎湖地区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令”，打开了两岸交流的大门。这是蒋经国在发展两岸关系方面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次日，台湾当局又宣布，解除台湾民众前往港澳地区观光为第一站的限制，允许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10月14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解除台湾民众赴祖国大陆探亲的禁令，原则上决定开放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每人每年以一次为限，每次可停留3个月。11月2日，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由台湾红十字会担任中间角色，协助台胞办理有关事项。这天，通知是上午9时开始登记，但凌晨就已经人山人海。当天办妥赴祖国大陆探亲的台湾民众就达1334人。此后半年之中，申请者多达14万人，6万多人成行。
在经贸方面，1987年8月，台湾当局开放7种大陆农工原料间接进口，年底又放宽到29种。9月，台湾“经济部”对外表示：对“转口性”投资也不禁止，默认了台胞间接到祖国大陆投资的合法性。
在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方面，1987年8月，台湾当局宣布，有限度地开放书禁，允许台湾学术机构订阅大陆一切书刊。同年10月，台湾“新闻局”决定从宽处理台湾地区已经印刷、发行的大陆出版物。
蒋经国的这些举措，顺应了两岸民意，受到两岸人民普遍的好评。台湾各地出现了探亲热，并在探亲热的带动下，迅速兴起了观光热、考察热、出版热、采访热、通商热、影视热……祖国大陆也相应出现了台湾热。两岸关系迅速升温，隔绝了近40年的海峡两岸，终于走向缓和、交流。
1987年11月25日，蒋经国宣布于次年召开国民党“十三大”，在高唱“反共”老调的同时，也表示坚决反对“台独”，并提出，结合全党的智慧，完成中国的统一。1988年1月2日，台湾当局原则决定，今后以弹性的态度参加国际活动，不一定坚持必须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
这一切，似乎预示着，台湾和平回归祖国出现了曙光。蒋经国已经公开表示，他不愿做中华民族的罪人，在台湾问题上，他要对历史做出交待。
就在两岸人民期待蒋经国采取更大的行动推动中国统一进程的关键时刻，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突然去世。台湾有人写文章，认为蒋经国之死是个謎，因为，蒋经国虽然身体不太好，也不至于猝然死亡，而且，在他猝死之际，他最信任的保健医生恰好离开台北，等等。
蒋经国的去世，对祖国统一来说，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李登辉掌握了台湾政权之后，台湾当局在统一的问题上不断后退，“台独”势力在岛内迅速蔓延。“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统一是民心所向，势之所趋，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挡中国统一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