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贝尔登：一个美国记者在中国的传奇经历
曹康（陕西）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笼罩在黑暗专制的血雨腥风之中，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一路打工只身漂洋过海来到了这片痛苦呻吟着的东方大陆，零距离地接触和观察中国的劳苦大众。他用充满同情的笔触，记录了那些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收入低微的工人和潦倒的士兵的真实生存状态。当“膏药旗”在华夏大地上恣意狂舞，近百万“国军”似惊弓之鸟一溃千里时，他却勇敢地逆流而上，深入敌后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战情况。在敌后，他结识了被国民党诬为“土匪”、正在与日军进行着殊死战斗的共产党人，并与他们结成了终生的莫逆之交。当内战的硝烟再一次弥漫在神州大地，美国许多政客、“中国问题权威”断言中共必亡时，他却自愿做“斯诺第二”，深入华北解放区、河南游击区，亲眼见证了共产党人的事业，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共产党人必胜。他，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传奇式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
访问薄一波
冶陶是河北邯郸附近的一个小镇，晋冀鲁豫军区和边区政府所在地。1947年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当贝尔登走进这座小小的石头城时，他感到十分惊奇：这就是指挥着30万正规军和100万游击队的华北军政首脑机关所在地吗？镇里没有任何禁区，各军事机关门外也不见有人站岗放哨，将军们和地方高级干部们如普通士兵和农民一样，随意在街上走动，根本不需护卫。贝尔登不禁想起了巴黎：星形广场附近的几个街区被用绳子圈起来，圈内的房屋全被盟军司令部征用，整个区域四面用带刺的铁丝网围得严严实实，卫兵荷枪实弹，没有特许证，任何人也不准通行。看来，这里共产党的官员们具有特别的安全感。
一看到“政治委员”这个字眼，许多美国人便为之色变，眼前会立刻浮现出一个执掌着芸芸众生生杀予夺大权的冷酷无情的政客或“判官”的形象；但是，当晋冀鲁豫军区政委薄一波走过来时，贝尔登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传闻和现实统一起来：这是一位面色红润、态度谦和、总是面带笑容的中年人。贝尔登和他畅叙了三天，谈话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游击战、饥荒、共产党及其政府的组成等等。薄一波头脑十分睿智，他滔滔不绝，谈笑风生，从不查阅笔记，只是偶尔喝一口茶。他讲得那样有条不紊，顺理成章，贝尔登被他那儒雅的学者风度深深吸引住了。
薄一波神色坚毅地对贝尔登说：“华北人民和八路军打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还准备与国民党再打他20年。”贝尔登迷惑不解地问：“在这一片崇山峻岭之中，你们是怎样生存下来的呢？”薄一波思索了片刻，“这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原因：首先，边区据有冀南平原这一中国最大的产棉区，因此人人不愁没衣穿：其次，太行和太岳区盛产小麦、小米和高粱，同时还有丰富的煤、铁和硫磺等有用的矿产；另外，这里还有一亿多亩耕地，养活了三千万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农民。”
贝尔登听得饶有兴味，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边区的民情如何呢？”薄政委扳着手指头，如数家珍：“边区人口分为两大类型：山里人和平原人。山里人就是山西人，外号‘牛皮灯笼’，意思是说外面黑，心里亮。他们一向以勤奋俭朴而著称。从表面上看，他们胆小怕事，温顺腼腆，过去外地人都瞧不起他们，轻蔑地称他们为‘老西’。”说到这里，薄政委笑了，“其实他们一点儿也不胆小。他们擅长经商，极有远见，遇事不是光顾眼前一两年，而是为一辈子着想。自明朝以来的五百年间，山西帮控制了中国各地的钱庄银号，孔祥熙博士便是当今的一个代表。八年抗战使山西人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仅勤奋俭朴，而且外表和内心都变得骁勇强悍了。第二种类型的人是冀南人、山东和河南一带的平原人。他们与山里人截然不同，体格健壮，勇猛顽强。两千年来他们前仆后继地不断起来反抗本国和外国的压迫者。有一句古话说：‘揭竿而起’，还有句古语是：‘临危不惧，巧于为战，宁死不屈。’用这几句话来形容他们是十分贴切的。八年来，我们不仅教他们打仗，而且教他们如何打得有成效、如何去巩固已经夺取的乡村政权，我们还实行了财富的重新分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地主及封建经济被取缔，边区百分之八十的人民提高了生活水平。”说到这里，薄政委有力地挥动了一下手臂，“我们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去保卫巨大的胜利成果，哪怕被迫打一场内战也罢。尽管我们并不需要战争。”
薄政委说完，亲切地看着贝尔登：“记者先生，您想到什么地方去采访？我们一定满足您所有的要求。”贝尔登反问道：“哪里离蒋管区最近、最危险？”薄政委说：“河南的安阳县。那里是游击区，敌我双方不停地‘拉锯’。”贝尔登合上采访本，“那么我就去那里吧，我也要做几天‘赤匪’。”两人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两个新伙伴
1947年一个料峭的春日，贝尔登启程前往安阳。薄政委给他派了一位译员和一名通讯员。贝尔登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两个新伙伴。译员姓陈，是一个年约二十五六岁的英俊青年。抗战期间，他在四川蒋管区教过书，后来到边区参加了革命。他从不向贝尔登吹嘘“新社会”如何如何，只是如实地向贝尔登介绍解放区的有关情况，严谨地翻译贝尔登的话。这使贝尔登想起在蒋管区进行采访时常常遇到的情形：陪同的国民党译员故意错译他所提出的“过于寻根究底”的问题，并对别人如实的回答在翻译上大打折扣。
贝尔登的通讯员名叫刘明基，从外表看“其貌不扬”，矮小的身材罩着件灰布军装，就像套着一条布袋一样，一只眼睛斜视，脸上斑斑点点。但是，贝尔登对他却很有好感。刘明基为人忠厚老实，规矩有礼，任劳任怨。他原是从阎锡山部队俘虏过来的战士，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却从不作直白的表露，只是经常对贝尔登说；“共产党让我吃饱，又不打人，也不让我干重活。”话极朴实，却让贝尔登感到我军战士极富人情味儿，并非像外界传闻的那样。刘明基对贝尔登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天晚上都替贝尔登打好洗脸水，摆上肥皂、毛巾。他发现贝尔登是一位“老枪”，一路上便不断供给贝尔登山区土制的香烟，并掏钱到路旁的小摊上给贝尔登买茶水喝。小贩们见刘明基身着解放军军服，无论如何也不收他的钱，可他总是把钱硬塞给他们。这一切使贝尔登惊奇不已——在蒋管区他可是见识过“国军”是如何对待老百姓的。
刘明基随身总带着一个小笔记本和一截咬得齿痕斑斑的铅笔头。每到晚上，他总是坐在油灯下，像个小学生似的在一张废纸片上歪歪扭扭地写写画画，最后誊写在他那珍贵的笔记本上。写完后，他总是蹑手蹑脚地找一块门板搭在两条长凳上，睡在离贝尔登不远的地方。贝尔登被这个像老黄牛一样质朴的战士深深地感动了，他感慨万分地想，由这样对文化知识孜孜渴求的战士所组成的文明之师，是任何强暴都压不垮的。
活埋
尽管贝尔登对安阳之行事先作了种种预测，但他还是没有料到，踏上这块三千多年前的商王朝首都的土地时，听到的第一件事竟会是——活埋！
当时，安阳县五分之四的区域被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还乡团盘踞着，我方在这一带尚无正规部队，只有游击小队和民兵在观台和水冶两镇之间很狭小的地带里活动。于是，极端残暴的地主“还乡团”便对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八年抗战的安阳人民举起了血腥的屠刀。贝尔登听到了安阳人民痛苦的心声：“土地归保长，儿子归老蒋。当官的发大财，当兵的胡乱来。”“‘国军’所到之处，捐税如虎似狼，卖光全部家当，老小全进班房。”中共安阳县委的同志告诉贝尔登，已有400名男女和儿童遭到活埋。他们被投到水渠、深坑或水井里埋掉，有一部分尸体被野狗扒开吃掉了。
贝尔登走访了许多村庄，所见所闻使他感到震惊。尤其使他惊骇的，是在秦德沟村看到的一切。这是个仅有130口人的小村子，全村28户人家有24户家中都有人被一个叫李庆章的恶霸地主给活埋了。日军撤退时，当了汉奸的李庆章跟着其主子跑了，村里人分了他的地。不久，他跟着国民党回来了，村里的男人闻讯都躲了出去，李庆章骗妇女和儿童说：咱们乡里乡亲的嘛，不用怕。但是，当天深夜，乘村里人都熟睡的时候，他就带着还乡团把各家各户的人都拉了出来，仅有4户幸免。他把10个人投进一口枯井里活埋了，又逼着另外14个人躺在一条沟里，然后填土活埋。被活埋的人当中有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一个10岁的男孩和一个80岁的老太太。当土埋到这些人脚脖子时，有个姑娘突然唱起了歌，这是一首革命歌曲《世界是我们的》。激昂的歌声更激起了敌人的兽性，李庆章狞笑着说：“世界是你们的，好！地狱也是你们的！”说完，他操起铁锹往那姑娘脸上扔土……
贝尔登站在枯井边，凝视着井里的累累白骨，怒火中烧：“这简直是中世纪的暴行！仅此一件事就足以使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向中共安阳县委的同志要求：“让我参加战斗吧，人类的良知和正义感要求我去消灭这些嗜血的犹大！”
在武工队
贝尔登随陈翻译和刘明基来到了安阳县武工队的驻地，这是一支40人的武装，驻扎在一个小山村里。贝尔登觉得此处景色宜人，上有峭壁，旁依潺潺溪水。国民党部队距此只有十几里。贝尔登却一边悠哉游哉地沐浴着阳光，一边与人谈论着战争。
在贝尔登看来，武工队员们似乎吃得特别好，因为他们个个看上去都很健康、壮实。但开饭时他发觉他们的伙食不过是小米和萝卜。很快，他也喜欢上了这些食品，像战士们一样把小米装在一个香肠似的环形布袋里，背在身上。
贝尔登对武工队长李玉明发生了兴趣。这是一位32岁的年轻人，长得细长而又结实，黑红的脸膛上总是带着严肃的微笑，言语虽然不多，但说话很有条理。贝尔登常跟他一起来到一户农民的房顶上，坐在那儿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贝尔登被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武工队员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李玉明原是太原一所中学的学生，九一八后，风起云涌的抗日学生运动深深地影响了他。怀着一腔报国的热忱，他考入了南京国民党的一所军校。第一节课刚开始，学校的教务长就宣布，他们受训后将充当宪兵。然后，教务长喋喋不休地旁征博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例子来说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支柱都是警察和宪兵。李玉明他们感到上了当，十分气愤。他们本来希望受训后去打日本侵略者，却被骗到这里，将要充当蒋介石镇压人民的工具。理想破灭了，这些过去从未离开过家门的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生活在恐怖之中，有些人在夜里偷偷地哭泣，还有些人干脆开了小差。学校当局大为恼火，竟在晚上把全体学生的衣服都收走了，平日严禁大家走出校门，逃跑者一经抓回便当众处决。在一个炎热的夏日，气温高达38度，李玉明所在的班被全副武装，拉到南京城外进行长途行军训练，许多人中暑昏倒在路上。李玉明踉踉跄跄地走着，稍慢一点就有人戳他，跌倒时如狼似虎的教官就狠狠地踢他。他眼发直，心发慌，双脚颤抖，终于一头栽倒在地上。等他醒来时，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他拉开盖在脸上的被单一看，四周全是他同学的尸体。一个护士看见了他，尖叫一声喊道：“这里还有一个没有死！”他这才知道，自己已被当作死人和其他40多个死去的同学放在一起了。
他被胡乱地扔到一张床上，好久也没有人来护理他。旁边有个重病号，睡梦中不断地呻吟。李玉明大骂着叫醒他，那人却用和善的微笑回答他的叫骂：“年纪轻轻的就离开了家，难哪！”李玉明感到很羞愧。那人有时还唱起京戏，勾起李玉明绵绵的思乡之情，不禁潸然泪下。一天夜里，那人病危，倒着气儿要水喝。李玉明一遍又一遍地喊护理员，根本无人理睬。清晨，李玉明被一阵大笑声吵醒了，一个护理员正在摇晃那个人，那人早已僵硬了，旁边围观的其他护理员嘲笑他试图使一个死人苏醒过来。李玉明的情绪极度消沉，这是什么世道！人死了还要被人嘲笑。他拄着拐杖，离开了这人间地狱。这时，一位老同学从延安给他写来一封信，叫他去那里学习，他毫不犹豫就去了。一到那里，一位干部告诉他，等待他的将是艰苦的生活，甚至没有什么东西吃，也可能在同敌人的战斗中牺牲自己的生命。李玉明坚毅地说，他甘愿冒这些风险。
他进了抗日军政大学。这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他领教过国民党学校里的非人生活，在这里，他惊奇地看到学员们互相搭着肩，唱着歌，欢快地从一个教室走到另一个教室。他那消沉的情绪一扫而光，开始满腔热情地拥抱新的生活。“你瞧，”他对贝尔登说，“从那以后，我完全变了。你也看到了，我现在常露笑容，以前我总是闷闷不乐，灰心丧气，非常不开朗。”贝尔登注意到的可不仅仅是李玉明性格上的变化，他发现李玉明还是一位很出色的指挥员。贝尔登参加了他们的一次行动，在掩护部队撤退时，李玉明的腿受伤变瘸了，而且痛得厉害。他把队伍训练得很好，他没有指挥时也能打胜仗，李玉明对此很自豪。贝尔登对此也很钦佩，他在采访本上写道：“像李玉明这样的人在共产党地区绝非少有，他是其中一个最好的典型。在他身上，实干家和知识分子的气质得到了很好的结合。我常想，如果共产主义运动由这样的人来掌握，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贝尔登跟着这支武工队参加了好几次战斗，但他感到“不过瘾”，他的“野心”急剧膨胀，渴望去亲历真正的“人民战争”。他向李玉明要求跟随一支民兵小分队到敌后去。李玉明坚决不同意，他说：“你知道，到敌后进行一次袭击对我们来说不算一回事，我们是专干这一行的，又是中国人。对你来说就困难了，你太显眼了。”“‘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贝尔登脸红脖子粗地跟李玉明争论，李玉明发现这个“洋鬼子”与自己手下的战士一样，为了得到战斗任务不停地软磨硬泡。他终于被感动了：“你不远万里来看我们是怎样战斗的，应该让你看到这些，你有权同八路军一起行动。”“老贝”的请求被答应了，他喜滋滋地想起了中国的一句古语：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参加锄霸斗争
贝尔登参加的小分队的领导人，是个24岁很机灵的年轻人，名叫唐文亮。因他行动十分敏捷，战友们戏称他为“地老鼠”。他是安阳县第七区人民武装委员会的领导人，手下有250个民兵。这些民兵分成10人、20人或30人的小分队进行活动。
贝尔登和“地老鼠”的小分队一起上路了，他们要到一个村子里去铲除恶霸地主。这个恶霸把分了他土地的农民用刺刀捅了，村农会主席一家6口被他杀了4口。一路上，干旱使得沿途景象萧索，毫无生机。这里没有植物，缺乏绿色的东西，一切都仿佛失去了生命。贝尔登看见前面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床，石头是灰色的，甚至在春天的阳光下看上去也毫无生气。“这条小河总是没有水吗？”贝尔登好奇地问“地老鼠”。“没有。”“那么，在古代呢？”“从来就没有过水。”“你才24岁，”贝尔登说，“难道你知道孔夫子时代的情况？”贝尔登暗自发笑，故意逗“地老鼠”。“地老鼠”噘着嘴，望着光秃秃的山和干涸的河床，不好意思地说：“我只读过几年书，对古代的事知道得不多。但我确实知道，这里的河早就没水了。这一带很少下雨，下雨时水从山上流到这里，形成小溪，几天后又干了。小溪一干，山下的土地也就干了，地面龟裂，风把土刮走，就变成了现在这样。我们叫它干河。”
“那不是矛盾了吗？”贝尔登问。“是的。不过，我们这里的整个生活就是矛盾的。国民党有一个旅，我们没有部队，连武工队也没有，只有这些扛枪的农民。”贝尔登若有所思地问：“那么，你们的革命也是一种矛盾吗？”“不完全是这样。不过，我们安阳的革命就像这里的干河一样，一天，革命像从一条清澈的小溪里流出来的水一样，滋润人民的心田；但另一天，国民党像一阵狂风吹来，使小溪干涸，使人民的心田干裂，留下满地乱石。”“那么，你们的革命不就完了吗？”“不会，”“地老鼠”胸有成竹地说，“流经这里的小河眼下是干涸了，但当它流过这里时，曾滋润了土地。经过这番滋润后，人民仍抱着希望活着，这就是我们经常在夜里到敌后去的一个原因——去鼓舞人民的这种希望。”
天近黄昏，侦察员带回了一个人，“地老鼠”一见便对贝尔登说：“这是个瞎子，是我们要去的那个村子的农会主席，我们今夜行动的向导。”贝尔登端详着他，他的神情温和而沉稳，个子不高，背有些驼，年约40多岁。“你那个村子怎么样？”贝尔登关切地问。“是个不错的村子。不过，老百姓这些日子可受了罪。”农会主席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你的村子离这儿有多远？”贝尔登问道。“30里。”“你们村里有敌军吗？”“有一连敌军。他们白天到村里来，夜里缩到村外的五个炮楼里。”贝尔登又问了村子的地形，不禁暗暗担忧，村南有国民党军的主要防线，村西有碉堡和一连敌军，东边有河，北边要爬山，真像一个陷阱。但见“地老鼠”那自信的样子，他也略略放下心来。
“地老鼠”在村外接应，贝尔登随着小队长老康他们摸进村子，到了一座院子前。贝尔登看见几垛麦秸和房前的一个大碾盘。这所房子很不错，墙很结实，大门上两扇厚厚的门板紧闭着，高高的屋顶坡度很大，房檐离地面有三丈。农会主席轻捷地翻入院内，打开了大门，大家一拥而入，进到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天井里。“开门！”农会主席大喝一声，打破了夜的寂静。贝尔登听到屋里传出一个女人低哑的声音：“是瞎子……”他又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坏啦……”“救命啊！救命啊！”女人的尖叫声吓了贝尔登一大跳，他像一个初次参战的战士那样感到毛骨悚然。这时，老康搬起一块大石头朝屋门猛砸过去，嘎巴一声，门闩断了，屋门洞开，贝尔登他们冲了进去。贝尔登看到一个老太婆蜷缩在一个角落里，还有一个妇女抱着小孩站在炕边上。炕上趴着一个赤身露体的男人，他的一只胳膊弯曲着放在头下，浑身直哆嗦。老康猛地把他的身子翻过来，他惊恐地望着这些不速之客。“起来，你这个王八蛋！”老康喝道。但是，那人一动也不动。“他病了两个月了。”那个年轻的妇女说。“把这狗日的拉出去！”一名队员怒吼起来，“咱们不能等他半宿。”
贝尔登感到这句话很正确，他看出来那个恶霸在尽可能地拖延时间，指望援兵到来。贝尔登跑出院子去观察村里有什么情况。他刚走出大门，就听到一声巨响，接着是冲天的火光，埋伏在村外接应的“地老鼠”他们把敌人的碉堡炸了。
老康伸出大手抓住恶霸的两条腿，猛地把他拽下炕来，然后把他拖出房子，半拉半扔地撂到台阶上。恐惧使这恶霸的脸色很难看。“你起来不起来？”老康用枪抵着恶霸的脑门儿说。“就在这儿打死我吧。”恶霸喃喃地说，牙齿打着颤。这时，传来两声长长的哨音，这是撤退的信号。四个民兵把恶霸架起来，贝尔登紧跟在他们后面往村外撤去。来到半山腰一个很陡的地方，他们停了下来，老康和两个民兵架着恶霸向无人处走去。这时，“地老鼠”满身灰尘地走了过来，贝尔登跟在他身后朝山下走去。背后传来两声沉闷的枪响，贝尔登知道一切都结束了。老康气喘吁吁地赶上了队伍，贝尔登问他：“那恶霸说什么了吗？”“他说，‘咱们素无冤仇，我有一些财宝，你拿去吧，我都送给你。’我不愿意跟他废话。”
队伍继续朝前走去，天空中的群星已经隐去，只有晨星还在微微闪动。贝尔登在这群勇敢的人中间默默地走着，脑海里翻腾着刚刚逝去的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过了许久，地平线上露出了太阳半个红红的面孔，贝尔登心旷神怡地想，今天准是个春光明媚的好天。

结束了这次使他终身难忘的安阳之行后，贝尔登在采访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中国革命已经把广大群众的力量、理想和热情都调动起来了，汇成了排山倒海的力量，任何人想要予以阻挡，就犹如螳臂当车，只是徒劳。
两年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巨潮冲垮了蒋家王朝风雨飘摇的破舟。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昂首挺胸行进在上海南京路上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贝尔登正伏案疾书，书名有一种宏大的气势——《中国震撼世界》。这本书记录了他在解放区的见闻。尽管书成后遭到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诽谤、打击，作者长期不能得到公正对待，但贝尔登拒绝修改一个字，宁可将这部百万言的巨著藏之名山。今天，当21世纪的人们捧读这部曾经明珠暗投的著作时，不由得想起了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疾风知劲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