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胡居成（江苏）

上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参与军委组织的《陈毅传》撰写中，曾多次采访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跟随陈毅当警卫员的宋生发将军。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宋将军对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生活依然记忆犹新，讲述的历史事实和情节，生动地反映了陈毅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在远离党中央、孤军作战的情况下，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毅力、头脑和胆识，正确地估计形势，实事求是地决策，使红军游击队由弱到强，成为活跃在南方八省15个地区的一支英勇善战的革命武装。
临危受命
1934年8月28日，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毅陪同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赴兴国前线老营盘检查第五次反“围剿”战况时，右大腿被敌机炸弹片击伤，血流如注。立即被送往后方医院。
陈毅先在江西省医院后到国家医院治疗一个多月，伤口仍然不能愈合，红肿疼痛，下不了床。听说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就要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了，但还没有哪一位中央领导人来找他谈过话。陈毅十分心焦，他大腿坐骨被打碎，应该动手术，但动手术要拍X光片，医院里没有电源，不能拍片，动手术的事就被搁置下来了。到了10月9日这天，医院里的医疗器械、药品都已装箱了，看样子一两天就要行动。陈毅就赶紧写了封反映伤情治疗情况的信，让宋生发送给驻在云石山的周恩来。周恩来接到陈毅的信，当即派人把电台的汽油发电机送去国家医院，并决定去医院探望陈毅。临行时，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对他说：因陈毅腿伤，不能远征，中央决定他和项英等人留下来，坚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项英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请周恩来代表中央，向陈毅传达。
周恩来与宋生发一道来到医院，见到陈毅，不禁吃了一惊。一个多月不见，陈毅瘦了一圈，颧骨突起，面色蜡黄，伤腿红肿，敷药的纱布都被血水渗透染红。周恩来深知如果将这样重伤的高级干部留下来，是凶多吉少。他一直无法启口向陈毅传达中央的决定。
陈毅是洞察力很强的人，他见周恩来有难言之隐，大概猜到了七八分，便直截了当地问：“中央是不是决定我留下来了？”周恩来十分沉重地点了点头。陈毅却开朗地笑道：“中央决定我留下来是对的。第一，我了解这块红土地。这里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我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的，这对坚持游击战争有利。第二，这块红土地也是了解我的。我跟着毛泽东、朱德同志在这里与人民群众一起奋斗了6个春秋，我这个陈毅，群众中不少人是知道的，我留下来，他们会感到共产党没有走，红军没有走，革命有希望！”
陈毅这番充满感情的话语，使周恩来不禁泪光盈盈。
和项英争论
陈毅手术后的第三天，即10月12日，项英到医院看望他，并向他传达中央的有关部署。
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有：中央军区直接指挥的第二十四师及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第十六、第十七团，加上江西、赣南、福建、闽赣四省的红军，共有武装1.6万人，另有伤员3万多人。中央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县之间的“三角地区”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坚持的阵地。这些留下的部队的任务是：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配合主力部队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
对中央的部署，陈毅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蒋介石不会因为红军主力撤出而丢下中央苏区不管，不会让苏维埃政权继续存在。反革命大风暴很快要袭来，必须迅速作好打游击的准备。
至于中央要求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陈毅认为蒋介石用来“清剿”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将远远超过红军。留下来的红军在完成掩护主力红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应迅速把领导干部、部队分散开来，开展广泛灵活的游击战争。“红二十四师和独立团，应立即分散到根据地各个游击区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可以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革命力量。”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分局书记、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党政军总负责人——项英，不能轻易改变中共中央原定方针。10月22日，在转移途中的中央军委又给项英来电，明确指示“中央军区应从22日起即宣告成立”，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知军善战”的陈毅，却没有军职。从此，陈毅无权参加军事会议和指挥作战，项英也不再找他商量军事问题了。
在红军主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个月之后，蒋介石才真正弄清楚红军主力的动向。他在南昌召开南北将领会议，调动了20多个师，几十万部队包围中央革命根据地，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到11月7日，汀州、瑞金、于都三座县城失守，被蒋军占领。
在这段时间里，陈毅只能尽力做他政府办事处主任职权内的工作。他躺在病床上，草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第一号布告，以六言韵文的传统形式，生动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专反共、欺压士兵、残杀人民的罪行。布告由《红色中华》报社印刷，广为张贴散发，一时被国民党军官视为“最危险的宣传品”，在驻地和军队中大肆搜抄和焚毁。
陈毅能够下床后，便由宋生发扶着四处走动，找领导干部谈话，召集办事处各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压缩合并部局，精简人员，把裁减下来的干部分到部队和游击队去，动员疏散留队的女同志和领导干部家属。
在形势越加紧张的时候，陈毅还让宋生发、潘聋牯抬着他到兵工厂、被服厂、卫生材料厂、印刷厂和矿山去了解情况，布置干部、职工把各种暂时不用的机器拆开装箱，埋到山中，还把盘古、铁山垅矿的几十吨钨砂，埋到于都河的沙滩下。他还多次去找项英，要求他尽快布置疏散游击，争取主动。项英表示：“得不到中央的指示，我无权改变中央的方针。”“我是中央分局书记，我要对中央负责！”
到了11月2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最后一个县城会昌也被敌人占领了。12月底，分局、办事处、军区机关和部队，都被国民党部队围困在南北长不足百里、东西宽六七十里的中央划定的最后坚守阵地的“三角地区”。国民党集中至少12个师的兵力，企图把根据地分割成几小块，再分区“清剿”。
情况危在旦夕，陈毅心急如火，不得不去找中央分局委员贺昌、瞿秋白、邓子恢等要求项英召开分局会议，研究全面转入游击战争问题。但项英不能接受陈毅“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类的意见，在战略指导上只作些局部转变。如决定成立中共信康赣雄临时特委和军分区（后改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由李乐天任特委书记和军分区司令员，杨尚奎任副书记；派张鼎丞到福建领导闽西游击战争；从红二十四师抽调一些军事干部到地方武装加强领导等。
到了1935年1月中旬，形势更加严重了。江西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部队2000余人，在宁都小布地区被敌人4个师围困，省主席刘启照、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等牺牲，仅省代理书记曾山率两个团先行突围；红二十四师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在宁都、瑞金边境进攻敌人一个团失利，伤亡400多人；接着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5000余人，在牛岭伏击粤军两个营，由于指挥不当，红军损失甚重，到1月下旬，反革命大风暴终于阴云四合，国民党军四面围困，企图将红军于贡水东北狭小地区一鼓歼灭。项英连电中央、军委，请示行动方针与突围方向。直至2月5日（遵义会议后），中央书记处才发来“万万火急”回电，同意陈毅全面转入游击战争方针。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2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但此时留守的干部和战士已损失了近90%。
突出重围
根据中央书记处回电精神，中央分局在于都县禾丰召开紧争会议（禾丰会议），决定将1万余人分成9路向闽赣、闽西、东江、赣南、湘南、湘赣等地突围。项英、陈毅、贺昌率领分局、办事处人员和红十四师第七十一团编成4个大队向福建省长汀地区突围，准备在那里开展游击战争。3月9日部队遭敌人伏击，部队被打散，贺昌牺牲。项英、陈毅率部突围。项英、陈毅决定部队由大队长带领去赣粤边。他们自己带领少数警卫人员另行突围。项英化装成商人，陈毅扮成医生，几个警卫员身穿短衣当伙计。一路上，几经辗转，于3月抵达赣粤边根据地的中心——油山。在这里，陈毅听说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壮烈牺牲，又想到贺昌英勇殉国，心情万分悲痛，写下了《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的诗篇；
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蒋介石获悉项英、陈毅已率部转移到赣粤边境，立即调动嫡系部队第四十六师、广东军阀余汉谋的第一军3个师、加上江西省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共集结4万多兵力，设置3道封锁线，对赣粤边游击区进行围困“清剿”，扬言“3个月消灭红军游击队，活捉项英、陈毅”。
项英、陈毅在油山召开了县、区委和游击队领导人联席会议，研究反”清剿”的方针和措施。确定了坚持公开斗争与半公开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与地下党的内线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的方针。
领导人员也作了分工，陈毅来往于各游击区，组织和指挥游击队挺进山外打击敌人；项英坐镇油山，全面指挥反“清剿”斗争，实际上成了“特委书记”。
乌径，是广东省内雄信（南雄至信丰）公路上的一个大墟镇，是敌人认为最可靠的后方。敌人集中力量进山“清剿”后，这里只驻着100多人的靖卫团和区公所。陈毅听到地下党组织报告后，立即带着宋生发和潘聋牯来到油山游击队，布置了夜袭乌径的作战方案，副大队长叶明魁带领几十人的游击队夜里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隐蔽急行军100多里，天亮前赶到了乌径，神速地打进了镇公所，全歼靖卫团，打死了靖卫团总，又把红军的标语贴遍了乌径镇。天亮时群众看见标语，纷纷传说有大队红军到来，吓得敌人赶紧把进山“清剿”的一部分兵力调回乌径。
接着，陈毅又布置油山游击队大队长曾标，巧袭了高石镇。高石镇是个有1000多户的大镇，一面靠山三面环水，一座大桥为进镇的要道，镇里只留下一个排的白军驻守。这天下午，曾标选了9名精明强悍的游击队员，化装成国民党官兵，大摇大摆地从正在桥下洗澡的敌军面前进到镇里，冲入敌人的指挥所，缴获1挺重机枪，5支步枪，3000多发子弹，等洗澡的敌军发觉时游击队已经过桥进山了。
不久，陈毅带着两个警卫员来到北山游击区，指挥游击队袭击了大余县的西游仙墟镇公所和华山钨矿局矿警队。到南山游击区指挥袭击了信丰的崇仙据点，捕杀了反动团总，并乘胜深入到青龙山—带开展游击战争。
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写道：
讲战术，稳坐钓鱼台，
敌人找我偏不打，
他不防备我偏来。
乖乖听安排。
在这几次战斗中陈毅也多次遇险。他拄着树棍，拖着伤腿，带着两个警卫员，连日奔波于各个游击区中。有时由于事先没有联络好，时间没有算准，常常和敌人遭遇。
有一天夜里，他们和一连保安团遭遇上了。陈毅和警卫员急忙伏在路旁水沟的芦苇里，把短枪紧紧握在手中，准备一旦被敌人发现，就和他们拼死一战。不知是因为还害怕遭暗枪，还是真的没看到，只见几个敌兵昂着头搜上两遍，便大声报告说没有发现。排长骂道：我亲眼看见他们钻进去的，你们滚开。他打着电筒，雪亮的灯光在陈毅身上几次掠过。陈毅瞪大眼睛，枪口对准敌排长。突然排长大叫，他搜到了一只鞋！他把芦苇一翻，正好把陈毅盖得更严了。又有叫喊：搜到了一个挎包。打开一看，里面只有牙具和书籍。敌连长好不惊奇，说：“共产党苦成这个样子，还念书呢!”宋生发听了不由心里叫苦：那是陈毅亲自给他和潘聋牯编写的识字课本啊!
敌人撤走半个小时，陈毅和警卫员谁也没有出来。因为敌人为了引诱游击队出来，当官的常常高喊“集合”的口令，其实只走了一半，另—半留在原地静候。有时真的全走了，但过个二三十分钟，一个回马枪又包围过来。陈毅和警卫员直藏到下半夜，才从芦苇里走出来。
项英、陈毅把反“清剿”斗争积累起的经验，概括为这样一些基本原则：不是盲目地有仗就打，而是有目的地打；要打能扩大影响的仗，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不打硬仗，而是赚钱就打，赔本不干，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战果。在这些原则指导下，红军游击队坚持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活动，时而隐蔽，声东击西，神出鬼没，使敌人捉摸不定。并运用一套对付敌人搜查的办法：有路不走，没路就走；沟边不走水沟里走；必经之路，脚印扫除；晚上走路，不点火把、不打电筒；煮饭做到“白天不冒烟，夜里不透光”；行军隐蔽不大声说话，不大声咳嗽。有时还利用敌人见到蛛丝马迹就兴师动众的特点，故意制造假象。走路倒穿鞋子，留下“脚印”，让敌人跟“踪”寻找；到离驻地较远的山上点火，让敌人来“围剿”……
敌人的“清剿”屡遭失败，把“三个月消灭游击队”的计划展为半年，后来半年不行，又展为一年，最后改为长期“清剿”了。
“饥肠响如鼓”
向蒋介石立下军令状要彻底消灭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粤军总指挥余汉谋，见半年时间过去了，“清剿”成绩依然不大，游击队照样在打土豪、伏击粤军巡逻队。便更加疯狂地施展“移民并村”、“封坑封山”等毒辣手段，把凡适合游击队活动地区的群众，全部强迫搬到赤白交界区的外山，住在灰棚、柴间、牛栏里，若不搬或跑回即以“通匪”罪名枪决，企图陷游击队于无粮的空山之中。项英、陈毅事先对这种情况都估计不足，给部队生活上带来不小的困难。
一天晚上，陈毅带着两个警卫员由北山返回油山，正遇特委要转移。炊事员重新煮饭已来不及了，就把预备第二天吃的米饭拿出来一点分给他们，随队出发。
天亮了，他们来到广东、江西交界的一座大山脚下。次日下午1点来钟，警卫员们把带来的米饭拿出来送给首长吃。潘聋牯从腰上解下用毛巾包着的一缸子米饭，对宋生发说：”老宋，你看怎么办?只有这一缸子米饭别说咱三个人吃，就是一个也不够呀!”宋生发想了—会，凑近潘聋牯的耳朵小声说：“全给刘同志(陈毅在三年游击战时的代号)送去，他要叫你在那吃，你就说……”“我就说老宋那里多着呢。”
果然，当陈毅说：“过来，我们一起吃吧。”
宋生发忙回答：“你吃吧，我们这里多着呢！”
陈毅听了。没有马上说什么，过了两三分钟，突然又喊道：我的饭不够了，把你们的饭拿些来我吃吧!”
潘聋牯顿时噘起小嘴埋怨宋生发：“看吧，谁叫你说饭多呢！首长要饭，看你上哪里搞吧!”宋生发反驳道：“不是你发明的吗?还埋怨我？”正小声吵着，陈毅过来了，看两个警卫员的尴尬劲儿，他笑了：“你们两个家伙，人小心大啊，都骗到我头上来了。快过来吃吧！”潘聋牯和宋生发脸都红了，谁也不愿意过去，陈毅着急地说：“你们不吃，我也不吃了！”他回到原地坐下，拿起书本看了起来。两个警卫员只得过去和陈毅一起吃那一茶缸米饭。
从这以后，一连几天都没有搞到粮食，只好靠喝水、吃野菜、野果、竹笋、蘑菇、蜂蛹、田鸡、蛇等充饥。有一天，陈毅和两个警卫员遭遇敌兵，被困在大屯山地区一座大山腰上，两天不得脱身。两个警卫员被饿得迷迷糊糊，陈毅强打精神在看书。宋生发只觉得满肚子出火，眼前天旋地转，浑身虚汗直冒。他抬头看看陈毅，满脸是豆大的汗珠。
“刘同志，你饿了吧!”宋生发眼里蓄满了泪水，自知所问的是句百分之百的废话。
“唔，你们饿了吗?为什么不早说呢?前面就有好吃的东西嘛！”陈毅看着两个警卫员，神秘地说：“聋牯，替我来上一碗！”
说着指了指山涧里一眼看得到底的清水。
“喝水?”两个警卫员都失声叫起来。
陈毅接着道：“水是人身上不可缺少的东西。不喝点水补充补充怎么行?”
好容易挨到太阳落山，搜山的敌人都回到坑里去了。陈毅放下书本，站起来蹒跚地向山涧走去。不一会儿，他抱着一抱青草，眉开眼笑地走了过来：“好了好了，‘米’来了!””米？！”两个警卫员都高兴地睁大了眼睛。陈毅坐在一块青石头上，一边劈着草叶子，一边兴冲冲地说：“这叫糯米草，江西人民把它当作喂猪的好饲料……”
他劈了一大把叶子，拿到山涧里洗了，然后对宋生发说：“来，生火，我们煮上一缸，吃了好赶路。”
不一会儿，缸子里水变成鲜绿鲜绿的。
陈毅捞起一些，放进嘴里嚼着，连连说：“好吃好吃。”可是，宋潘两人捞起一团往嘴里一放，除了一股刺鼻的青草味外，又麻，又苦，又涩，还嚼不动……
后来，陈毅在《赣南游词》里写道：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叹缺粮，三月肉不尝。
夏吃杨梅冬剥笋，
猎取野猪遍山忙。
捉蛇二更长。
不久，项英、陈毅研究决定：立即将县、区的工作人员和本地游击队员，有计划地分散到群众中去，敌人来移民时，就随群众出坑到山外。群众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山，生计基本断绝，吃粮、吃菜、吃盐非常困难，连烧柴也没处打了。跟随群众出山的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员，就带领群众和国民党粤军闹，要他们发粮草，发生活费。“我们靠山吃山，离开了山我们吃什么！”没办法，粤军只好派兵押着群众每月初一、十五进山砍柴、采香菇、烧木炭、种地，只准带少量饭菜进山，绝不准带米、盐进山， 否则以“济匪”论罪。
宋生发回忆说：“只要让群众进山，事情就好办了。群众群众，人多势众，十来个懒洋洋的粤军哪里看得过来。趁着进山的机会。地下工作人员就动员群众，把米、盐、咸菜等装在一头打通的圆竹扁担里带进山，出山时向草丛里一丢，用暗号通知游击队晚上来取，然后砍根新竹担挑着柴草、木炭、香菇等下山。这样，敌人的隔离政策有一半被打破了。”
路遇叛徒
敌人也很懂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北山事件”便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利用叛徒龚楚破坏红军游击队指挥中枢的阴谋的一例。
龚楚原是红军中央军区的参谋长，九路突围中他带领红二十四师七十二团突围到湘南宜章后，遭到了粤军的袭击，叛变了革命。他向粤军献媚说：现在赣南的游击队里，官最大的是项英陈毅，我有办法把他们搞到。于是，陈济棠就封他为“少将剿共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一支40人的卫队，要他到赣粤边来诱捕项英、陈毅。
l 0月中旬，龚楚把卫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窜到赣粤边北山龙西石地区。几天后和余汉谋的一支部队乒乒乓乓假打了一阵子，“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赣粤边特委驻北山交通员赖文泰、北山红军游击队大队长贺敏学、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都先后同龚楚进行了接触。龚楚趁机吹嘘自己在湘南的“战绩”，声称他这次来是要接项英、陈毅去湘南加强领导，迫切需要见到他们。何长林告诉他，项英、陈毅目前正在北山游击区，但他们行动秘密，和北山游击队不发生直接关系。要找他们可写封信由交通员转交，请项英、陈毅来龙西石会面。龚楚一听喜出望外，送上门比找上门更好下手。项英、陈毅看了交通员赖文泰转来何长林等签名的信，非常高兴，这是突围后第一次和其他游击区取得联系。但陈毅又想：龚楚是湘南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怎么可以丢下游击队到这里汇报呢?早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陈毅对龚楚就有所了解，此人一贯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拒不执行彭德怀命令，使湘赣军区的部队受到很大的损失，被降职当团长。今天他怎么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呢?斗争残酷，人心难测，陈毅建议项英，过一段时间再会见龚楚。
龚楚见信送出去几天还不见项英、陈毅到来，害怕自己的卑劣行径被发觉，就决定先下手为强，把北山地区的共产党、红军游击队召集起来，一网打尽。于是，他通过何长林，在北山龙西石召集游击队和干部开会。会上他撕下画皮，说当共产党、游击队没出路，劝大家投降。大家才知道上当，有些人满腔怒火，举枪就打，边打边往外冲。但是，在敌人预伏火力的封锁下，50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了，只有大队长贺敏学、小队长刘矮牯(外号猛张飞)等八九人带伤冲出会场，翻滚下山。何长林被捕叛变。
项英、陈毅得知“北山事件”后，十分震惊和悲痛。陈毅考虑：这次事件对北山游击区影响极为严重，为了不让恶果进一步扩大，继续坚持北山的游击战争，他决定立即带领两个警卫员前去处理。
因龚楚、何长林知道游击队活动的规律，指引反动军队不但在各要道路口日夜巡逻搜查，还在大山和羊肠小道上设下暗哨、密探，陈毅等只能夜间在树丛中穿行。他们昼伏夜行，跋涉了十几天，由于劳累过度，加上冒雨行军，陈毅的伤口再次复发了。陈毅就叫宋生发拿根带子，把伤腿绑在树干上，他背靠另一棵树，叫宋生发用劲挤出脓血和开刀时没取干净的碎骨。也怪，打这以后，伤口竟然日渐好转再也没有复发过。
“北山事件”对北山游击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果然影响严重。陈毅和警卫员们在遮天蔽日的林海中又寻找了好几天，也不见一个人影。对着沉寂的莽莽群山，两个警卫员有些泄气了。难道这里的交通站和游击队都被敌人搞光了?不!绝不可能!陈毅决定继续寻找。
一天晚上，陈毅和警卫员们正在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地在森林里走着。突然，山脚下打来一长两短的手电简红光一一这是北山游击队晚上联络的信号。潘聋牯十分高兴地喊：“老刘，我们找到游击队啦!”陈毅也非常兴奋，他叫潘聋牯立即用手电简回信号。信号对上了，陈毅站起来正要往山下走，突然想到何长林叛变，规定的信号已极不可靠了，顿时停住了脚步。宋生发说：“我先下去联络好了，你们再下去。”陈毅点头同意了。
宋生发不断亮着信号，刚走到山腰，黑暗里突然跳出七八个人来，大声叫喊：“不许动，举起手来！”没等宋生发把枪掏出来臂膀已被抓住了，短枪也被缴了，一束手电光直射到宋生发脸上：“啊，是你呀!陈毅呢?快说!”
宋生发已经认出是叛徒何长林，故意大声回答：“不知道，何长林，你这个无耻的叛徒！”
“你是他的贴身警卫能不知道?给我打!”何长林喝斥他的人举起枪托。
“不许动！举起手来！”敌人正打着宋生发，十几只手电筒光一齐照射过来，黑洞洞的枪口已闪现在眼前，何长林等七八个人都被缴了械。正在宋生发纳闷的时候，一个长着络缌胡子的大高个走了过来，宋生发不由惊喜地大喊—声：“刘大队长！”
“啊，老宋！你怎么来了?老刘呢?”北山游击队副大队长刘浦念豹眼圆睁，虎声虎气地问。
“来了，来了!”陈毅带着潘聋牯从一片竹林里走出来。原来宋生发走后不久，他就听见山下传来“不许动”和宋生发高声大骂叛徒的声音。他知道出事了。就拔出短枪带着潘聋牯从山坡绕道下来。准备营救宋生发和惩罚叛徒。可是，他刚进竹林，刘浦念和游击队员们就把何长林一伙人围住了。刘浦念见了陈毅有说不出的高兴，连说：“误会了，误会了!我还以为你们是叛徒呢?”陈毅说：“叛徒，我们这里有一个！”他恕不可遏地指着何长林：“就是他，我们的后方主任！”
刘浦念一见何长林，顿时两眼冒火。原来“北山事件”前，他也接到了何长林要他到龙西石开会的通知，只是因为他向来厌恶何长林好吃懒惰，怕苦怕死，就没理他。后来听说出了事，他立即将游击队拉上深山老林，并改变了一切联络信号。这天夜里，他正带人在山中隐蔽活动，突然发现山上山下你来我往的打老信号，知道这里出了问题，立即带游击队包围上来。
何长林见状，自知性命难保，“扑通”一声跪倒在陈毅面前，连声哀求道：“老刘，首长，看在过去我给特委搞情报、搞药、搞给养的份上，就饶我这条命吧!我是被龚楚这个大叛徒逼的呀。”
“哼!”刘浦念没等陈毅说话。就浓眉竖起，万分气愤地说：“你今天晚上来骗游击队下山也是逼迫的吗?半月前你带龚楚去抄特委机关也是逼迫的吗?你这条断了脊梁的赖皮狗，还有脸要求饶命，50多位烈士的鲜血和生命，要你来偿还!”何长林见刘浦念来抓他，迅速爬到陈毅脚下，泪流满面地哀求：“首长，饶了我吧，反水的也不止我—个人呐！老百姓……”’
“你是老百姓还是共产党员? ”陈毅严肃地打断他的话，说道：“是的，我们过去说过，老百姓有选择政党和选择政治的自由，我们尊重老百姓的选择。但是，对于共产党员和红军游击队干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然，不想干或因身体干不了，也可以走，说一声就行了。但是，决不允许叛变革命，出卖同志，拿同志的血去作升官发财的见面礼，踩着革命向上爬，靠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这样的人死有余辜!”何长林听了这一番话，知道自己是活不成了。他咬牙切齿地冷笑道：“嘿……，我说你也放明白点吧，我死你也活不了，龚司令马上就带人来啦，你们跑不了啦!”
陈毅愤怒地喝道：“龚楚来了正好，我要叫他看看叛徒的下场!”
陈毅的话刚落音，刘浦念一把抓起何长林的头发，匕首一闪，结束了叛徒的狗命。
陈毅、刘浦念惩罚了叛徒，立即带领北山游击队上了北山帽子峰，—面学习整顿，一面寻机惩罚大叛徒龚楚。
龚楚见何长林被杀，吓得半死，跑回了广州。广州解放前夕，他又逃去香港。1953年他写了一本《我和红军》的书(张国焘作序)。笔者把这本书翻阅了两遍，龚楚在书中大肆吹嘘自己对红军的贡献，而对他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到赣粤边游击区犯下的罪行，却只字未提。
《梅岭三章》
l936年9月，蒋介石调集嫡系部队第四十六师，对赣粤边游击队进行第二次大“清剿”。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号称“碉堡专家”，他一到赣粤边就使出碉堡、隔离、搜剿“三管齐下”的手段，步步进逼游击队根据地。
那时，陈毅因肠胃不适，正在油山彭坑革命群众刘汉光家里养病住在后山的草棚里，刘汉光的妻子周篮每天给他送吃的。一天上午，陈毅正在棚子里看书，大黄狗突然叫起来，陈毅决定向山顶转移。刚到山顶，就发现对面山上升起股股浓烟，这是敌人在烧山。陈毅决定转移到左边山上去，可是左边山顶上也发现了很多敌人。他们又想转移到右边山上去，而右边山上也有烟有人声。于是，他们只好埋伏在山顶上矮矮的茅草里。
敌人全部走了后，陈毅他们摸黑下山。潘聋牯走在前面，宋生发架着陈毅跟在后面。他们刚转过山口，突然前面影影绰绰走来七八个人，没等潘聋牯反应过来，对方就大声喝问；“什么人?”潘聋牯立即回答：“巡逻的。”“山上有土匪下来没有?”敌人边说走过来。“没有。”潘聋牯大声回答。
趁这当口，宋生发已经架着陈毅隐蔽到山窝的芒杆地里。潘聋牯见敌人走来，也低头躬腰钻进了芒杆地。敌军官发现情形不对，马上命令搜。
芒杆的叶子又长又硬，两边生着锯齿般的刺，碰到皮肉就拉出一道血口子，敌军官见钻不进去，就命令士兵放火烧。一时间，烈焰滚滚，火光闪闪。躲在芒杆地里的陈毅看大火从三面向他们烧来。便把身子紧贴地面爬行，一出山窝就迅速冲上了山，回头一望，他们刚才隐蔽的那块芒杆地，已是一片火海。陈毅和两个警卫员躲在一个坟穴里，黄土落得满头都是，一股霉腐的气味直冲鼻子。陈毅笑道：“啊，人还活着，蒋介石就把我们赶进了地狱。就是真的到了泉台，我也要召集啸仙、贺昌、伯坚他们造他的反!”
天刚蒙蒙亮，宋生发去找水，他找到了一条山溪。陈毅决定转到那里去。他诙谐地说：“这真是；钻火海，入坟穴，实是无奈；躺溪岸，饮山泉，亦算有福啊！”
天黑后，宋生发去周篮家弄点吃的，但村里驻了敌人。宋生发想到周篮常把盛着饭莱的篮子放在棚子下面的草丛里，他分开草丛一看，果然有东西隐藏在里面。不过不是篮子，而是一条装得鼓鼓胀胀的袋子，提起掂了掂，足有十来斤，一股香味直扑鼻子!“米。炒米！周篮嫂想得真周到，我们不会饿死了!”
吃的问题暂时解决了，可是仍然转不出去。陈毅身体十分虚弱，走不了几步就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十几天以后，敌人的搜山活动更频繁了，晚上还把探照灯搬了来，对着山顶、山腰、山谷推磨似的照。有时竟然大喊陈毅的名字，叫他出来投降。陈毅明白，游击队里又出了叛徒。
原来，在信丰游击区的项英，十分担心陈毅的安全，派一小队游击队到彭坑来接陈毅去信丰。途中游击队和敌人遭遇上了，副 队长被俘。这个家伙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招出陈毅在梅山一带养病。这时，陈毅的胃病又犯了，经常疼得满头大汗，蜷成一团，加上每天只吃几小撮炒米，瘦得皮包骨头。两个警卫员急得直抹眼泪。陈毅却微笑着吟道：
生为革命死不哭，
莽莽神州叹沉陆。
魂兮归来大地红，
小住人间三十六。
陈毅又对两个警卫员说：你们都很年轻，日本侵略者要靠你们去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血雨腥风要靠你们去驱除，人间自由的红花要靠你们去播种。革命是非胜利不可的。到那天，你们把胜利的捷报多烧几张，我在九泉之下就瞑目了!”说到这里，陈毅叫宋生发和潘聋牯扶他坐起来，抓笔在手，把纸放在皮包上，凝视着高山岩壁，把十几天得到的诗句联接成章，留下了千古绝唱《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召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整十年，
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
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
人间遍种自由花。
陈毅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没有进山搜查，晚上也没来，第二天山里也十分平静。这是怎么回事？宋生发下山一打听，原来发生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采取“北和南剿”的政策，对陕北红军主力进行合作抗日谈判，对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则采取不承认主义，密令所属各地军政当局：“务必乘中央与共方谈判之机，消灭地方之武装与地方组织”。蒋介石先后调动了40多个正规师和60多个保安团，对南方八省红军游队实行“搜剿”、”追剿”、 “堵剿”、”驻剿”。陈毅、项英、陈丕显等领导人多次遇险，九死一生，直到“七七事变”，蒋介石才逐渐停止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1937年9月6日，陈毅出山与赣粤边国民党县、专署、江西省军政当局谈判合作抗日，10月2日南方八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抗日前线。